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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規定 改變中國

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我們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來源:12月8日,新華社)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發展有了更加堅強政治保證。但黨面臨執政環境的復雜性和復雜性,黨內的思想、組織和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實踐證明,管黨治黨,關系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必須下更大決心、勇氣、氣力抓緊抓好。 5年前,《八項規定》出臺,全面從嚴治黨由此“破題”,開啟了一場正風肅紀、激濁揚清、刷新吏治的作風之變。5年后,當初僅僅600余字之規定,卻扭轉著時代風氣的深刻變化,使黨風政風煥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依然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只憑這一點,它已遠超當初許眾人預期;而且,當時認為公款吃喝等中國官場的“老大難”問題,竟然出現如此顯著改善。 作風建設,成績斐然。5年來,黨中央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把八項規定作為作風建設切入點,把全面從嚴治黨為突破口,緊盯重要節點,從件件具體問題抓起,堅決杜絕“節日腐敗”。截至今年10月,全國累查處超19.32萬起,處理超26.3人,黨政紀處分超14.5萬人,真是累累碩果,成績卓著,體現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和狠抓作風建設的堅定決心與毅力。 這5年來,具體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風建設滿意“答卷”。一開始就堅持問題導向,從具體的、細小的問題抓,從月餅、粽子等“小事小節”入手,狠剎“四風”。截至今年10月,全國查處違規公款吃喝等三類突出問題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僅占3.5%。顯然看出,違紀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減少,這更足以證明:八項規定,改變中國。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創新監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聯網、新媒體和新技術,大大拓寬監督渠道,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形成群眾監督的濃厚氛圍;“八項規定”修改實施細則,著重對改進調查研究等方面內容,作了全面規范、細化和完善;中紀委推出八項規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氣,換新天。十八大以來,中央十二輪巡視和各級巡視巡察均把作為重要監督內容和監督手段逐漸固化為制度,構筑成反腐“天羅地網”,讓隱變“四風”無處藏身。 八項規定,改變中國。只有將八項規定深入人心,徹底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針政策落到實處,才能不斷推動黨的事業前進,得到群眾的擁護,中國的明天才會希望。才能讓百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不斷深入人心,人民滿意,世界關注,“八項規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國大地,讓中國政治生態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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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 朱啟迅:“一帶一路”背景下民族主義與地區主義關系的互動與重塑

日期: 2019-10-05 13:15:07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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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本文梳理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的互動關系,并將其放在“一帶一路”背景下來進行解讀。已有研究發現,“一帶一路”通過賦予全球化新的內涵和價值理念,將會從全球化、民族國家和地區三個層面重塑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本文以環阿爾泰次區域經濟合作模式為例,分析了環阿爾泰次區域在地理位置、跨界民族等方面具備地區主義與民族主義良性互動的條件,研究發現環阿爾泰次區域經濟合作機制構建促進了區域經濟合作,中俄哈蒙四國地方合作帶給區域經濟發展的成效顯著。本研究認為,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既是一種新型的區域主義,也是全球化新模式的創新,在“一帶一路”的推動下,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的互動模式將可能呈良性發展。

  關 鍵 詞:“一帶一路”/民族主義/地區主義/全球化/阿勒泰地區

  標題注釋: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我國與中亞區域經濟整合研究”(12BGJ015)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王海燕,副研究員,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俄羅斯研究中心; 朱啟迅,碩士研究生,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關系與地區發展研究院,上海,200062

  一、問題的提出

  近來,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互動關系成為學界比較關注的熱點議題,這是因為冷戰后一些國際問題和國際區域合作現象無法單純地用民族主義或地區主義來解釋,比如說跨界民族問題、區域一體化進程及其障礙等問題。既有研究主要是將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的互動關系放到全球化的視野下來考察,但是“一帶一路”賦予全球化新理念之后,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互動的語境也發生了變化,對這一變化需要重新去認識。此外,現有關于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互動關系的研究選取的案例也主要集中于東盟、歐盟和我國的西南邊疆,對西北邊疆的研究相對較少,①但是西北邊疆特別是環阿爾泰山地區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的互動關系表現得特別明顯,而且,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背景下,從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互動關系的角度研究環阿爾泰次區域模式的構建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邊疆治理、邊境社會穩定和沿邊開放開發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因此,將地區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起來進行多層次、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可以作為一個新的切入點。

  二、既有民族主義與地區主義的互動研究及其不足

  研究民族主義與地區主義的互動關系,涉及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兩個核心概念。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觀念形態和社會運動,在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盡管這種作用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②首先,民族主義作為一種觀念和意識形態,一方面表現為對本民族共同體的“忠誠”“感恩”的情感,馬克斯·韋伯就認為民族主義是“共同的情感契約”;另一方面,民族主義的核心訴求是民族國家的建構,“民族”和“國家”是緊密結合、內在統一的。③民族主義和國家是共生的。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義的訴求也是不斷變化的。歷史地看,一般認為民族主義產生于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歐洲與北美,它是以人民(people)為核心的,其訴求是公民的平等、自由和民主,比如在啟蒙運動影響下的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到了一戰后,在列寧和伍德羅·威爾遜主張的“民族自決權”的影響下,新興民族國家開始誕生,民族主義的訴求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建立,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民族主義帶有反抗殖民主義的色彩。二戰后,人們開始反思如何建立一種超國家的機構來應對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民族國家的觀念開始改變,傳統的以領土、人口為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主權斗爭變得不是那么重要,“繼煤鋼聯營之后,歐洲一體化,一系列超國家層次的機構建設,極大地改變了傳統上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政治實踐”⑥。民族國家主權開始向超國家轉移,民族主義的訴求中包括了地區和平與國家繁榮。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一方面是在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下民族分離主義和收復故土的運動興起,另一方面是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影響下,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東盟等地區組織跨越民族國家的合作程度加深,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形成緊密交叉和深刻互動。

  地區主義是隨著歐洲一體化的進程而出現的,指“兩個或者更多國家的政府和人民自發建立組織和聚攏(物質或非物質)資源的趨向(proneness),目的是創造共同的功能和機制安排”⑦。首先,地區主義是一種趨勢,它是在一個地區地理位置相鄰的國家強化聯系與合作的趨勢。⑧其次,地區主義表現為一定有制度化框架的組織,它是“地區之上形成的組織”。⑨第三,參與的行為體應該是多樣化的,包括國家、區域機構、社會組織和其他非國家行為體,在一個既定的區域里這些行為體可以分享某些基本的價值和規則,并且日益參與到經濟、政治、文化、科學、外交和軍事的互動中。

  新地區主義是地區主義的發展和延伸,被認為是實現新的世界秩序和提升區域治理的一種機制。學者對新地區主義的重點關注開始于冷戰后,很大程度上,新地區主義的出現是“對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和超國家機構比如歐盟崛起的回應”,⑩是地區一體化的結果。但與地區一體化來自西歐思想不同,構成新地區主義的思想來源更加的多元,包括拉丁美洲、亞洲、北美、中東和歐洲,(11)實踐不僅有“歐洲經驗”,也有亞太地區的發展模式。(12)近年來,隨著國家主義的回潮,像歐盟這樣的基于國家主權讓渡的地區化面臨重重挑戰,新地區主義作為對民族主義的回應,重點轉向了次區域的經濟合作。可見,民族主義同樣影響到了地區主義。但與傳統上民族主義被視為區域主義和全球化的威脅不同,今天的民族主義并不一定會對區域主義和全球化構成威脅,相反,二者的關系是相互加固的,(13)且互動緊密。關于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的互動機制研究,目前雖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性的理論,但是部分學者已經做了很好的研究和創新。按照分析層次的不同,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國際體系層次上,全球化趨勢是民族主義與地區主義互動的結構動力,全球化的不平等現象和激烈競爭趨勢是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產生的背景和推力。韋民以東盟為視角,認為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的互動是由結構決定的,國際體系結構驅動著國家政策的演進,是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互動的條件,冷戰后影響國家地區政策和民族主義的體系結構表現為全球化趨勢的增強。(14)可以說,沒有全球化這個大背景,也就沒有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的互動環境,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對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的塑造尤其明顯。但遺憾的是,這部分缺乏了對普惠、平等、包容性發展的全球化的論述。

  第二,國家層次上,民族國家是民族主義與地區主義互動的基本動力,民族國家之間共同的地緣政治環境、文化觀念、國家利益、國際規范、制度等決定了民族主義與地區主義的互動類型是積極互動還是消極互動。張濤華認為民族國家是地區主義和民族主義互動的中間“橋梁”。全球化挑戰了國家的主權,也引發了國家對全球性民族問題的關注,全球化下國家之間競爭的加劇也激發了國家“經濟民族主義”的興起,部分國家傾向于采取“貿易保護主義”來增強競爭力;地區主義也是民族國家在全球化影響下增強經濟競爭力和解決全球性問題進而加強國際合作的結果。(15)劉昌明和隋聰聰以東盟和東北亞為例,認為民族國家之間地理位置相鄰、對國際體系變革的反應一致、地區內國家發展差距小、有共同的文化和經歷、國家間共同的利益以及在地區上形成共同的國際規范,民族主義與地區主義能夠積極互動。(16)龐中英認為地區主義是“放大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說地區主義是民族國家為了追求民族國家利益的一種形式,地區主義的形成是初級民族主義在地區聚合的結果。當地區化進程有損民族主權的時候,民族主義又會對地區主義形成反作用,等地區主義把這種阻力化解之后,民族主義的忠誠和認同就會向地區轉移,進而形成地區整體利益一致的高級的民族主義。(17)

  第三,地區層次上,邊緣地帶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滋生了跨界民族主義。何躍以中國西南邊疆為例,認為跨界民族主義存在于次區域經濟圈的邊緣地帶,其產生的根源是地區主義把跨界民族推向邊緣化,可能引起經濟不平衡發展。為了回應這種不平衡發展,跨界民族傾向于強化民族情懷和共同的地緣文化紐帶,可能以跨界民族經濟的抗拒甚至政治權力的訴求來達成目的。(18)何躍主要是分析了地區經濟一體化過程中地區主義對產生跨界民族主義的消極影響,忽視了積極影響,事實上,地區一體化的過程中,邊緣地帶不一定會產生跨界民族主義,其影響也會有積極的一面。

  通過回顧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的互動發展和既有的研究成果,筆者發現,隨著“一帶一路”的提出和推進,傳統視角并不能完全解釋:“一帶一路”背景下包容性發展的全球化理念、“一帶一路”不對國家主權形成挑戰的立場和“一帶一路”對邊緣地帶的積極重塑,等等。因此,需要根據“一帶一路”的理念和實踐經驗重新梳理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的關系,本文擬分析“一帶一路”如何從上述三個層面對民族主義和地區主義的關系進行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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