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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項規定 改變中國

十九大報告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我們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來源:12月8日,新華社)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全黨理想信念更加堅定、黨性更加堅強,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發展有了更加堅強政治保證。但黨面臨執政環境的復雜性和復雜性,黨內的思想、組織和作風不純等突出問題。實踐證明,管黨治黨,關系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必須下更大決心、勇氣、氣力抓緊抓好。 5年前,《八項規定》出臺,全面從嚴治黨由此“破題”,開啟了一場正風肅紀、激濁揚清、刷新吏治的作風之變。5年后,當初僅僅600余字之規定,卻扭轉著時代風氣的深刻變化,使黨風政風煥然一新;而今,它仍具有強大的威懾力,依然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手段,只憑這一點,它已遠超當初許眾人預期;而且,當時認為公款吃喝等中國官場的“老大難”問題,竟然出現如此顯著改善。 作風建設,成績斐然。5年來,黨中央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身體力行,把八項規定作為作風建設切入點,把全面從嚴治黨為突破口,緊盯重要節點,從件件具體問題抓起,堅決杜絕“節日腐敗”。截至今年10月,全國累查處超19.32萬起,處理超26.3人,黨政紀處分超14.5萬人,真是累累碩果,成績卓著,體現了黨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和狠抓作風建設的堅定決心與毅力。 這5年來,具體到各地,也都交出了作風建設滿意“答卷”。一開始就堅持問題導向,從具體的、細小的問題抓,從月餅、粽子等“小事小節”入手,狠剎“四風”。截至今年10月,全國查處違規公款吃喝等三類突出問題共超4.55起。其中,在2013和2014年占68.6%;2015年占17.1%;2016年占10.8%;2017年僅占3.5%。顯然看出,違紀存量和增量在大幅度減少,這更足以證明:八項規定,改變中國。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創新監督手段,充分利用互聯網、新媒體和新技術,大大拓寬監督渠道,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形成群眾監督的濃厚氛圍;“八項規定”修改實施細則,著重對改進調查研究等方面內容,作了全面規范、細化和完善;中紀委推出八項規定精神“表情包”接地氣,換新天。十八大以來,中央十二輪巡視和各級巡視巡察均把作為重要監督內容和監督手段逐漸固化為制度,構筑成反腐“天羅地網”,讓隱變“四風”無處藏身。 八項規定,改變中國。只有將八項規定深入人心,徹底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干部效率,把好方針政策落到實處,才能不斷推動黨的事業前進,得到群眾的擁護,中國的明天才會希望。才能讓百姓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不斷深入人心,人民滿意,世界關注,“八項規定”精神牢牢扎根中國大地,讓中國政治生態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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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良業:腹有詩書氣自華

日期: 2019-07-18 13:15:24    來源: 海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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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良業

一、主要教育活動和學術成就

劉良業,字涵之,安徽省東至縣人,研究員。當代河北教育史志鑒理論和傳統文化教育理論奠基人,《河北教育年鑒》、《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創刊人,河北省傳統文化教育學會創始人。1989年7月畢業于安徽省池州師范專科學校中文系,同年9月,到東至縣青山中學任教。1993年9月,考入河北大學,攻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生。1996年7月畢業后,到河北省教育委員會(現為河北省教育廳)工作,從事教育理論研究。1999年11月至2001年9月、2012年2月至2012年12月,受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河北省教育廳黨組派遣,先后到滄州市南皮縣潞灌鄉前羅寨村和辛集市新壘頭鎮東大陳村駐村幫扶。2002年9月至2009年1月,轉向教育史志、教育年鑒的編纂、出版、研究和文學創作活動。2009年以后,主要從事教育基本理論研究、傳統文化教育研究、思想啟蒙和文學創作活動。

先后主持《河北教育五十年通鑒(1949~1999)》、《河北學校志》、《鹿泉教師人文素養讀本》、《中華家文化》等大型文獻資料書編纂工作。2002年,創辦《河北教育年鑒》,任辦公室副主任兼編輯部副主編,具體負責教育年鑒日常編纂工作。先后組織、主持負責編輯《河北教育年鑒》(2002年卷至2006年卷)。參與《中國少數民族教育五十年》、《中國教育年鑒》(1997~2008)、《中共河北年鑒》(2002~2008)、《河北年鑒》(1997~2008)、《河北教育史》、《河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等大型文獻的編纂工作。從而確定了教育史志鑒工作在河北省教育事業中的戰略地位。2009年,參與創辦《高教參考》,為河北省高等教育事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傳統文化教育方面,2010年4月,他創辦河北省國學教育研究中心,任秘書長,主持中心工作;2012年5月,他創建河北省傳統文化教育學會,先后任副會長兼秘書長、執行會長兼秘書長、理事會主席兼秘書長等職,主持學會日常工作,隨后在河北省掀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活動。2013年6月,他創辦《國學教育動態》(2014年9月改名為《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動態》),為傳統文化教育工作者提供信息和指導,受到河北省廣大傳統文化教育工作者熱烈歡迎。他舉辦、主持近千場大型傳統文化教育公益講座、大型傳統文化教育學術研討會議和大型公益捐贈活動。

先后主持省級重點課題“農村初中教育綜合改革研究”、“女子教育研究”、“借鑒陶行知教育思想,推進科教興冀戰略研究”、“解放后五十年河北教育發展經驗與教訓研究”、“傳統文化教育在民族振興大業中的位置、作用和意義戰略研究”等,省級課題“教育志編纂理論研究”、“國學精神與校園文化建設研究”、“京津冀協同發展背景下三地職業教育一體化研究”、“小學生系統經典誦讀活動研究”、“習近平新時代傳統文化教育思想及實踐意義研究”等,參與國家級重點課題“中國地方教育史研究”,先后在《教育史研究》、《中華老人》、《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生活教育》、《河北教育》、《教育實踐與研究》、《重慶陶研文史》、《金陵陶研》等刊物發表論文幾十篇,著有《劉良業教育文選》。

先后獲“河北省教育學會系統先進個人(1998年)”,“全國教育史志系統先進個人(2006年)”,“河北省地方志系統先進個人(2008年)”等榮譽稱號,所寫論文《學陶鑒今,培養跨世紀人才》,獲“第一屆河北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優秀成果獎”,論文《定縣平民教育》獲“河北省第九屆教育科研、教學實驗成果獎一等獎”,所著《河北教育年鑒綱目》(2002年卷)獲“首屆中國地方志年鑒優秀條目獎”,所參與編寫的《河北教育史》(一二卷),獲“河北省第九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02年,他在南皮下鄉期間的工作隊,分別被中共河北省委、中共滄州市委授予“干部下基層先進工作隊”稱號。2013年12月,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授予他所在的省教育廳駐東大陳村工作組為“河北省加強基層建設年活動優秀駐村工作組”,他被授予“河北省加強基層建設年活動優秀駐村隊員”。筆者曾在《金陵陶研》(2003年第七期)撰文《金聲玉振,蘭薰桂馥》、在《重慶陶研文史》(2007年第四期)撰文《“陶研”精英,“史志鑒”方家》,記載其事跡。

他還是一位作家,詩人,一位著名的思想者,發表多篇詩歌、散文、小說,著有綜合性文學作品集《拓真集》(由戲劇出版社出版)、《弘遠集》(由中國國際圖書出版社出版),主編《古今絕妙詩詞選》(由中國國際圖書出版社出版)。

二、主要教育思想

教育的公益性質

教育的公益性質,是由教育在國民的社會生活和國民經濟中所處的特殊地位決定的。這在他《我之教育主張》和他所主持的“解放后河北教育發展經驗和教訓的研究”的結題報告中,都有比較集中的論述。在他看來,教育是一項公益產品,是每一任負責任的政府對她的國民應該承擔的義務和必須擔負起的職責,也是文明社會每一位公民應享受的權利。為了保證教育的“公益性質”,他認為必須做到如下幾點:

“教育必須以政府投資為主,決不能走教育產業化的路子,更不能把教育當成一種產業,在任何時候,教育事業都必須為廣大國民服務。”

“教育必須面向人民大眾,必須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也就是說,教育的大門必須無條件地向人民大眾敞開,教育必須充分考慮到占人口絕大多數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教育必須服務于經濟建設,必須服務于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水平和不斷豐富的精神生活需要。教育事業絕不能成為鏡中月、水中花,絕不能成為空中樓閣。”

“必須保證教育質量。教育質量是教育的生命,必須千方百計地提高教育質量。教育質量關系到人才的質量,關系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素質。在任何時候,教育質量都不可丟。丟掉了教育質量,也就等于丟掉了教育本身。”

教育公平思想

他非常重視教育公平。認為,在我國現階段,實現教育公平,是非常必要的。這在他《論教育公平》等文章中,都做了比較詳細地分析和論述。他說:

“受教育權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一項最基礎的人權之一,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重要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社會公平,是幾千年來人類智慧和文明的結晶,沒有教育公平,也就無所謂社會公平。”“這是構建和諧社會、保證民生、民權的最基礎工程。”

教育公平由教育的公益性質決定的。“教育事業是文明社會最基本的公益事業之一,歷來都是由政府承擔責任。由于政府是所有國民的政府,支持其運轉的費用全部來源于所有納稅人的出資(即交稅),因此,由政府主導下的教育事業理當體現公平原則——理所當然為全體納稅人公平服務的原則。”

“教育事業涉及到整個民族素質,關系到國家的未來,而一個國家的富強、一個民族的振興,不是靠一兩個或幾個發達地區就能完成的;需要靠全民族的努力,需要靠全體國民素質的提高,需要靠舉國上下努力才能達到。而這一切,都必須依賴教育公平去實現。”

關于教育改革

他明確提出了改革當前教育的主張:

必須把教育事業擺在國民經濟優先發展戰略地位,切實把教育事業作為社會公益事業去抓、去管,當成是每一任政府必須抓好、必須管好的公共事業。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到關系民族存亡、國家興衰的大格局中去考慮,切實保證教育經費的投入,切實保證每一個國民都應受到良好的教育。

必須實行教育職業化。首先,要實行教育行政官員和學校校長的職業化。各級教育主要行政官員和各級學校校長必須是長期從事于教育事業的,必須懂得教育、教學和教育科學研究的,實行“教授治校”、“名師治校”。其次,實行教育管理職業化。他認為,教育不同于行政,不能用行政手段來管理教育內部事務,只能實行符合教育發展規律的管理措施;改革學校和教師的考核標準,關鍵看教育教學效果、學術水平和學術貢獻。再次,提高教師待遇,真正實行教師職業化。為此,必須保證教師的高收入——應該高于、至少不低于社會平均工資水平,保持教師隊伍的穩定性,保證教師的學習、研究和交流時間。

在教育教學上,教師應該把“樹人”和培養學生獨立的人格、獨立的人的精神放在首位,堅決摒棄、堅決反對把學校辦成是培養服從和被服從的地方。從小就應該灌輸學生健康意思、獨立意識、人本意識、審美意識、科學意識、民主意識、和諧共生意識,把學生培養成為“身體健康、智力發達、精神健全、善于審美”的全面發展的人。

鼓勵創新,強調學以致用。在教育教學過程中,要高度注意理論聯系實際,把學校所教授的知識和生產實踐、生活實踐聯系起來,尤其是和當地的經濟建設結合起來。使學生成才有路,致富有門。

他十幾年前提出的這些教育改革主張,現在大多為政府所接受、正在變為或已經變為現實。

兒童教育思想

“必須重視兒童的教育工作。兒童的教育工作好壞與否,直接關系到兒童的未來、民族的未來、世界的未來。不重視兒童教育工作的領導者,是不成熟的領導者;不重視兒童教育工作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見《如何教育孩子》)對于兒童教育,他歷來就十分重視。他在《如何教育孩子》、《如何愛自己的孩子》、《救救孩子》和他的《拓真集·以微笑面對人生》等文章中,多次闡釋了他這一思想:

在教學內容上,他主張:“教育兒童,首先要教會兒童如何生存,其次要教會兒童如何做人,再次要教會兒童如何發展。此外,還要教會兒童懂得如何愛護他人以及如何愛護自己。”

“對兒童適當地實施一些挫折教育,以磨練其意志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幫助他們逐漸地認識社會,認識人生,是非常有必要的。……從小就應該讓他們接觸挫折,教育他們正確地對待挫折、處理挫折,從挫折中汲取教訓,以便能盡快從挫折中站起來。”

“堅定的性格和合作的精神,是現代社會中所必備的,……因此,就兒童教育來說,必須重視這一點,注意培養這方面性格。”(以上均見《如何教育孩子》)

要重視兒童平衡能力的培養。因為“隨著文明的發展,社會的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越來越要求有著更多具有平衡各方面能力的人來管理企業、管理社會、管理國家。這無疑對傳統教育提出了挑戰,對現代教育提出了新的課題。所以,要適應現代社會對人才的這一要求,就必須增加和加強對人才這方面的教育。把它作為現代教育的一項重要內容。”(以上見《如何辦好教育》)

“教育兒童,必須根據時代發展的要求和現實的需要,遵循與時俱進的原則。同時還要因人、因地、因時變化而變化,切不可千篇一律地照搬、照抄公式。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他很重視賞識教育法的運用。他說“教育兒童,最好用稱贊、鼓勵的辦法。當然,這個鼓勵、稱贊,并不是毫無原則甚至無中生有的胡編亂造,而是善于、及時發現兒童的優點,在合適的時候認真地、恰到好處地把它點出來,使兒童有一種成就感,從而激起兒童的上進心和求知欲。”

鄉村教育思想

他從小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大學畢業后,在鄉村中學任教,長達四年之久。來到河北省教育行政部門工作以后,他非常注重調研,經常深入到基層,了解和掌握一線教育的情況。特別是他先后被派駐到最基層長達4年之久,回來后又主持“農村初中綜合改革”等課題研究。因此,他十分熟悉、了解和重視農村的教育。他曾說:“農村富,則中國富;農村強,則中國強”。這在他《大力加強鄉鎮薄弱初中硬件建設》、《女童失學原因簡析》、《農村初中學生輟學原因探析及對策》等文章中都有反映。

同時,他提出了改革農村教育的主張:

“在廣大鄉村,必須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機制,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使農村社會‘幼有所養,中有所用,老有所終’”。“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應該在農村社會建立、健全養老保險制度,徹底解除農民的后顧之憂;其次,要建立、健全農村醫療保險制度,使農民大病、重病時也能得到及時救助和醫治,并不至于影響生計;再次,真正把《義務教育法》落到實處,嚴禁農村學校亂收費。”

“改革教育體制,必須把學校教育同當地經濟建設、農民奔小康有機結合起來,大力發展技工教育,把基礎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融為一體,把有限的農村教育資源最大限度地用起來。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

“改革教學內容,增加一些有益于農村經濟建設、有益于農民致富、奔小康的題材和內容,增加一些生動活潑、符合和有益于孩子身心健康和身心發展的題材和內容,增加一些實用知識,把學習與生產勞動、生活實踐有機結合起來。”(以上見《農村初中學生輟學原因探析及對策》)

婦女教育思想

“一位教育家曾經講過:人類的命運掌握在母親的手里,母親隊伍的素質關系到人類的未來。提高母親隊伍素質,造就合格的母親,已成為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

他認為,“必須更新觀念”。要做到樹立正確的婦女觀,“強化男女平等的意識,執行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廣大婦女本身也要更新觀念——“改變自己的生活價值不如男子、自己的任務是帶好孩子、伺候丈夫以及料理家務的思想。真正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戰略地位,提高自信心,樹立自尊、自信、自主、自立、自強意識。”其次,必須建立全方位婦女教育機制;再次,“通過改革現行學校布局、調整教學方向,改革現行課本內容,全面提高教師整體素質等手段,增加學校對女童及其家長的吸引力”;此外,還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堅決杜絕女童失學和輟學現象”。

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編纂思想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治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他十分重視教育史料的積累、保存和運用,重視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的編纂工作。早在1996年他到河北省教育委員會理論研究室之初,他就提出創辦《河北教育年鑒》的設想。在此后六年時間里,他為創刊《河北教育年鑒》進行了不懈努力,直至2002年正式創刊。他先后為《河北教育年鑒》撰寫了《河北教育年鑒綱目》、《河北教育年鑒編纂通則》、《河北教育年鑒編輯說明》、《關于〈河北教育年鑒〉編纂內容的有關規定》、《如何撰寫〈河北教育年鑒〉文稿》、《如何做好〈河北教育年鑒〉審稿工作》等等,先后起草下發了《關于做好〈河北教育年鑒〉編纂工作的通知》(冀教辦[2002]5號文件)、《關于做好河北省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研究和編纂工作的通知》(冀教辦[2002]8號文件)、《關于加強和規范河北省教育史志鑒編纂工作的通知》(冀教辦[2006]12號文件)等關于教育史志鑒編纂綱領性文件,撰寫了大量關于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的講話稿、論文(據不完全統計,約100萬字),先后主持《當代河北教育名人名校》、《河北學校志》、《河北教育五十年通鑒》等多部大型教育文獻的編纂工作。多次舉辦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專場培訓會、并親自講課;還多次舉辦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學術研討會,研討教育史志鑒編纂理論。為《河北教育年鑒》以及河北教育史志編纂工作奠定了理論基礎、提供了政策依據和人才支持。被譽為“當代河北教育史志鑒編纂工作的靈魂”。綜合起來,他的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編纂思想主要有如下幾點:

要高度重視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編纂編纂工作。在他看來,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編纂工作,是教育事業的一項基礎性工程,是一項功在當代、惠及子孫的重要事業,它對“存史、資政、教化”,推動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各級各類學校應該將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編纂工作納入本單位發展計劃、工作任務和年終目標考核范圍中,要本著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后代負責的精神,努力做好這項工作。這在每年度召開的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工作會議,他都強調這一點。

要切實加強各級教育史志鑒機構建設,尤其是要大力加強縣級以及大中專學校教育史志鑒機構建設,以保證教育史志鑒機構和人員的連續性,穩定性,保證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的編纂和研究質量。要大力提倡、鼓勵優秀人才從事這項工作。

要切實落實和提高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編纂人員的各項待遇。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的編纂和研究,同樣也是一門科學;教育史志和教育年鑒編纂人員編纂和研究出來的成果,理所當然也應該視為科研成果,應該與編纂人員的評職評優掛鉤。在他努力下,河北省教育廳先后下發的《關于做好〈河北教育年鑒〉編纂工作的通知》、《關于加強和規范河北省教育史志鑒編纂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明確將此項工作研究成果視為科研成果,并要求“各單位要盡可能為教育史志鑒編纂人員提供便利條件,在外出學習、收集資料、學術交流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

規范教育史志鑒編纂工作,努力提高編纂質量。為了保證教育史志鑒編纂和研究工作健康發展,切實經得起歷史和現實考驗,他強調:各編纂單位應該加強對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教育史志鑒編纂工作的組織、協調和領導。所選用資料和數據必須具有真實性、準確性、權威性;其出版,必須經過認真審核、校對。

在教育史研究方面,他也取得了很大成績。他寫了大量有關教育史論文,如《楊賢江探討教育本質問題的新貢獻》、《李石曾及其教育思想》、《定縣平民教育實驗》、《簡析劉少奇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思想》、《周恩來教育改革思想探析》等。他還根據人民教育家汪達之長期的教育實踐和有關教育論述,創造性地寫出《淺析汪達之兒童教育思想及其現實意義》、《<新安師魂>:一部生動的歷史教科書——兼析汪達之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新發展》等重要文章,在學界首次提出了“汪達之兒童教育”、“汪達之教育思想”,全面總結汪達之教育思想,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和認可。

傳統文化教育思想

在他看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根”、“中華魂”、“中國印”,什么時候,都必須繼承,都不能丟棄。丟了,也就是丟棄了中華民族本身。因此,作為培養人才的園地——學校教育,就必須加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弘揚、光大、發展優秀傳統美德。為了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他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觀點。著名的如“傳統文化教育四原則”:

其一,“有分別”繼承的原則。由于傳統文化中既有精華,也存在糟粕,因此,必須吸收其精華,剔除其糟粕——也就是“有分別”的繼承。任何歷史虛無主義,任何文化虛無主義,任何簡單的、不加分別的、“一刀切”式的拋棄,或者任何形式的囫圇吞棗式的教條主義,毫無疑問,都是錯誤的,都是不可取的。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人類文明發展的連續性,社會發展的連續性,都是不容分割的,也是割裂不了的。不懂得這一點,就不懂得最起碼的歷史知識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

其二,以先進的科學理論為指導的原則。馬克思主義理論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吸收了人類文明的發展成果,集中了世界共產黨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智慧,是先進的科學理論,是促使傳統文化研究沿著正確軌道發展的必要保證。這一點,必須堅持,不能改變。

其三,堅持務實、開放、創新的原則,亦即與時俱進的原則。傳統文化教育要務實,要真抓實干,不能空喊口號,或者關起門來做所謂的傳統文化研究的學問。如果是這樣的話,傳統文化教育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應該記住:任何時候,傳統文化教育不能排斥外來文化,更不能排斥當代文化和科學技術,相反,它必須吸收優秀的中國當代文化、優秀的外來文化和當代科學技術,不斷賦予傳統文化新的內容、新的含義,始終如一地堅持務實、開放、創新的原則,堅持與時俱進的原則,這樣,傳統文化教育才有價值,才有意義,才有生命力,才有發展前途,才能長盛不衰。

其四,遵循經世致用、古為今用的原則。從事傳統文化教育,并不是單純地研究學問,而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了拯救當今社會的道德缺失,避免人類社會歷史悲劇的重演;同時弘揚、光大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使它成為我們前進道路上的精神動力,變成我們改造自然、改造社會強大的物質力量。

2015年4月,在河北省傳統文化教育學會年度工作會議上,他又提出了“四個不能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旗幟不能丟;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這個宗旨不能丟,立德樹人這個黨的教育根本任務不能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傳統美德這個老祖宗給我們留下來的寶貴財富不能丟。”在傳統文化教育界,得到廣泛認同。(朱云)

來源:《重慶陶研文史》

責編:王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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